Main Content

打破桎梏

香港女障協進會正在打一場「游擊戰」,讓大眾聽到她們的聲音。

今年50歲的Shelley(應受訪者要求使用化名)曾患小兒麻痹症,其後需以輪椅代步。8年前,她90歲的母親被診斷患上阿茲海默症(認知障礙症),行動不便的Shelley自始一直肩負起照顧母親的重任。每一日,Shelley都要準備母親的飲食,幫她梳洗,送她覆診――這是一項全天候的工作。

殘疾人士擔當主要照顧者的角色,這種情況在香港經常受到忽視。香港政府統計處每5年都會進行一次有關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調查,而根據2013年的調查結果,香港有超過30萬名女性患有至少一種殘疾,而該數字不包括女性智障者,因為政府並沒公開相關數據。

這些殘疾女性有不少如Shelley一樣都未婚,在父母上了年紀以後就獨力擔起了主要照顧者的職責。在很多個案中,這些女性健全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

這就是香港女障協進會(女障)成立的背景。該慈善機構由一群殘疾婦女營運,旨在通過充權的倡議及政治行動來提高殘疾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質素。目前,該會有1,100多名成員,其中60%是殘疾婦女。

為進一步了解女障的工作,我們在該會位於橫頭磡邨的辦公室訪問了主席游家敏(Carmen),以及前主席兼現任執行委員袁煥珍。

Q'sa Yuen

女障前主席袁煥珍

Ariana: 是甚麼促使你們幫助殘疾婦女?

游家敏: 很少有人會去想殘疾婦女面臨的各種問題。大體來說,女性佔了殘疾人口的一大部份,但她們的聲音經常被忽略,一切都是男性在主導。我認為女障所處的位置就像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它可以反映出很多社會問題。

Ariana: 香港殘疾婦女面對的主要困境是甚麼?

游: 就是長期遭受忽視。就以#MeToo運動為例,人們往往只會聯想到明星或運動員,但其實,性侵犯和性騷擾同樣是殘疾婦女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可悲的是)羞辱文化經常窒礙受害者或其家人舉報侵犯者。

我們在7月做了一項關於家庭暴力的線上調查,在80名參與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聲稱曾遭受過語言或身體虐待。令我們震驚的是,她們的父母往往是最主要的施暴者,其次才是丈夫。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身心的殘障會為患者本人和照顧者帶來巨大壓力,而這樣的壓力往往會引發衝突。

Ariana: 女障可提供哪些服務?

袁煥珍: 我們會提供學習平台讓會員提升日常生活技能,以及提高她們對性別刻板印象和性虐待等議題的認知。例如,從2011至2017年,我們舉辦了3屆「女障大學」,課程包括性騷擾問題工作坊和家居維修等。我們還會安排會員參加與性別議題和平權相關的研討會,其中包括婦女事務委員會研討會、「性別主流化•無酬照顧國際論壇」。

游: 我們希望這類活動可以把殘疾婦女團結起來,因為她們一般很容易受到孤立。女障就是要提供這樣的平台,幫助大家互相照應。我認為Q’sa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每次我們有成員進出醫院,她都會陪伴在側並給予支持。這樣的姐妹情誼是我們能提供的最大鼓勵。

Carmen Yau

游家敏是香港女障協進會主席,該會現有超過1,100名成員

Ariana: 在保護殘疾婦女方面,政府應做甚麼?

游: 自從女障成立以來,我們一直要求政府承認殘疾人士作為照顧者的身分。在香港,政府分別提供津貼予照顧者和殘疾人士, 並且只能二選其一: 如果照顧者同時也是殘疾人士,他們則沒資格申請為「正常」照顧者而設的津貼。傷殘津貼並不多,申請者每月可以拿到1,720至3,440元港幣不等,視乎其殘疾程度而定。在香港這樣的城市,依靠如此微薄的津貼過活是極其困難的。

我也建議設立單身殘疾女性房屋計劃,讓她們可以生活在一起或比鄰而居,分享資源。該類計劃可以讓殘疾婦女融入社區,以及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這是康復中心所不能做到的效果。

袁: 事實上,日本和英國等國家已經在運行類似的項目,例如為殘疾人士設立社區式公寓:幾個家庭分別擁有自己的單位,但共用廚房和客廳,並分攤聘請家庭傭工的開支。

聯合國一直在倡導(去院舍化)這個概念,鼓勵地方政府(在援助方面)採取家庭式運作模式,而不是建造五六十人擠在一起的庇護所或院舍。

Ariana: 如何才能讓你們的聲音被聽到?

袁: 我們參與了各種類型的政府會議,例如立法會會議及不同主題的諮詢會議。我們還參加了無障礙旅遊聯席會議,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到殘疾人士在外遊時面臨的重重障礙。儘管這些聚會或峰會不一定都與性別議題有關,但我們也會盡力提供意見。我們一般都不會獲得甚麼回應,但仍然會堅持發聲。

游: 我記得有一次,在某個會議裡,一個政府官員對我說:「游女士,我上次跟你見面時已聽過這個觀點。」我是這樣回答他的:「沒錯,你之前已經聽過了,那為甚麼你還要讓我再說一遍呢?」我感覺到,我們正在打一場持久的游擊戰,希望我們能活得夠長,長到可以看見一些改變。

Ariana: 為甚麼改變如此困難?

游:  政府很容易忽視我們。「Priority」(工作優次)是他們常用的藉口,意思是他們首先要解決大部份人面對的問題。

袁:  在香港,殘疾人士的社會權利發展非常緩慢。上世紀80年代我為另一個組織工作的時候,就已經與地鐵公司(現稱港鐵)溝通,要求他們為地鐵站建設無障礙設施,但他們的回應是:「有多少人會用到這些設施?如果只有很少數人受益的話,那就是浪費資源。」

過去10年,我們終於開始在一些港鐵站看到無障礙設施了。然而這是因為世界各地突然興起了建造此類設施的風潮,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都市當然不能落後於人。

Ariana: 但是否有些改變正在發生?

袁:  我認為大眾越來越認識到殘疾婦女所處的特殊社會地位,我們也越來越多被邀請參與康復問題的討論。一直以來,我們都從性別角度分析每一個與殘障相關的議題,例如當談到無障礙設施時,我們會考慮如何設計洗手間以更方便殘疾婦女使用。我認為我們已經將協會的獨特定位建立起來了。

Ariana: 接下來要做甚麼?

游:  女障已成立了20年,現在許多成員都上了年紀。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招募一些年輕的女性加入,而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發掘殘疾婦女面臨的其他困難,因為不同年齡層的人會面對全然不同的挑戰。我們還必須承認,由於缺乏人力資源,一旦有成員遭遇突發情況,我們是很難伸出援手的。因此,獲得更多資金支持也是我們今後的關鍵目標,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可以聘請到專業人員為會員提供直接的支援,無論是水管工人抑或看護員。

詳情請看 awdhk.org


輪椅「進化」

3名具創新精神的高中生發明了iWheel,這是一款可讓電動輪椅更廉宜和便攜的動力裝置。

電動輪椅是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重要助行工具,售價一般在1萬到20萬元港幣不等,按輪椅的不同功能和質素而定。

3名來自佛教黃允畋中學的中六學生,何綺婷、陳珍健和吳小偉,卻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更加實惠的選擇。這個三人組合自2017年9月起一直在開發iWheel,透過將嵌於鐵框或木板上的輪轂電機安裝於手動輪椅底座,藉此把手動輪椅改裝成電動輪椅。通過這一創新設計,使用者可用操縱桿來控制輪椅的運作。

何綺婷表示,生產iWheel的成本僅為1,000元港幣,而且,與大部份電動輪椅不同,iWheel可以折疊起來,以方便攜帶。輪椅原型今年4月推出後獲得了多個獎項,包括今年4月獲得的香港青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以及8月在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拿下的一等。

何綺婷說:「已有數間公司聯絡我們,想與我們合作改良iWheel,高中畢業後我們也會繼續研究此項目,希望有朝一日iWheel可以推出市場。」

7516798416 A42i4784

iWheel


診治問題

即使要以健康為代價,很多殘疾女性都選擇放棄婦科檢查,原因如下:

對於身體殘障的婦女來說,婦科檢驗並不是簡單的程序。她們需要確保診所有升降床、專業的醫護員,以及足夠讓輪椅通過的寬敞走廊,缺少了任何一項,都可能會動搖到她們去做檢查的決心。

女障的義務司庫梁淑英在7月做了一個小型醫療保健調查,結果發現,在她接觸的45名殘疾婦女中,88%沒有定期做婦科檢查。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多數診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是她們接受檢查的主要阻力。

過去10年,女障留意到很多政府醫院都安裝了升降床。然而,醫務人員往往欠缺協助殘疾婦女的相關訓練——有些女性甚至被要求自行爬上床。

除了無障礙設施方面的問題,游家敏還提到,該會部份會員會受醫生的意見影響,認為婦科檢查沒有必要。游家敏曾與不同的婦科醫生交談,其中許多醫生認為,大部份殘疾婦女都沒有性生活,也沒有孩子,因此她們的性器官「應該不會有任何問題」。

游家敏認為,這樣的醫療建議已經說服了相當數量的殘疾婦女不去做婦科檢查。「政府需要鼓勵這些女性去做檢查,儘管她們是少數群體,也仍然需要被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