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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香港

掙脫枷鎖

勞動與性販運受害人是尋求庇護者中最弱勢的一群。

四年前,剛畢業的馬達加斯加女生Anna Rakoto*在網上看到一則招聘廣告,說中國福州的時裝零售商有意招募職工,並保證會為僱員提供培訓及可觀的工資,以及與國際主流品牌接觸的機會。對於Rakoto來說,這是一個不容錯失的機會,於是她毫不猶豫地提交了申請。僅僅一個月後,在馬達加斯加的求職中介就安排她偷偷登上了飛往中國的客機,而她無須支付昂貴的機票費用。 

然而,當時只有22歲的Rakoto並沒有注意到,國際移民組織(IOM)早已就馬達加斯加女性在中國被迫進行無薪勞動甚至被性販運的狀況提出警示。IOM專門為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資源和服務,該組織指出,僅在2019年的上半年,已有數百名馬達加斯加女性被蒙騙到中國,「以到中國進行合法工作為名,最終被強迫勞動甚至被販賣為人妻」。

Rakoto的命運正正如此。抵達中國東南部的一個工業城市之後,Rakoto就被人口販子帶到一間不知名的賓館,那裡還住了另外10名馬達加斯加女性。人口販子對她們說,稍後會有一些「代表」到來對她們進行面試與甄選;然而,這些「代表」兩個禮拜後才出現在賓館裡。Rakoto憶述,他們一共有數十人,均為中國男子;隨後,這些男子將她們一個一個地帶到不同的房間進行「面試」。

Rakoto說,與她一同進房的男子自稱是一家時裝公司的主管,又問了她從哪裡來。不過,這名「主管」很快便露出了真面目。「他突然壓到我身上,對我施暴了數小時,我全身都僵硬了。」Rakoto回憶道。

Rakoto的噩夢持續了接近一年,期間她幾乎完全沒有離開過那家賓館,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飯。她也被禁止聯絡自己的家人,「感覺就像日復一日地在地獄之中受盡折磨。」她說。人口販子還有別的計劃,就是把她們賣給想娶妻的中國男人,如果她們願意的話,還會得到一份工作。Rakoto沒有被選中,於是人口販子將她帶到香港賣淫。

一天晚上,Rakoto趁著人口販子睡覺時偷偷逃出旅館,跑到尖沙咀的街頭上。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走了好幾個小時後,Rakoto最終來到重慶大廈,並遇到一位講法文的馬達加斯加女士。這名女士正在香港尋求庇護,她邀請Rakoto在大廈裡一個狹小的單位休息。

Rakoto在重慶大廈認識了另外數名尋求庇護的女性,並與她們一起待在單位裡。等到她的旅遊簽證於兩週後過期後,Rakoto便向入境處遞交了庇護申請。雖然聽起來違反常理,但尋求庇護者往往會被要求在簽證過期後才遞交申請。

South China Chambers大律師陳鉅鵬曾多次為尋求庇護者和難民提供法律服務,他表示:「多年來,入境處一直沿用這個方式,就是等到聲請者的合法逗留權限過期後,才開始處理他們的免遣返聲請。這導致他們需要對被遣返負上責任。這個做法來源於兩宗案件,包括『BK訴入境處處長』和『CK訴入境處處長』。兩案的原告都敗訴了。他們的上訴也被上訴庭駁回。」

Benjamin Chan, a barrister from South China Chambers

South China Chambers大律師陳鉅鵬

不友善的環境

Rakoto在等候聲請處理期間發現自己懷孕了。孩子的爸爸得悉後便消聲匿跡,留下她一個人在公立醫院待產。

差不多同一時間,香港入境處以「統一審核機制」檢視Rakoto 的申請。這個機制在2014年引入,將過去兩個分開的系統「統一」起來,以分析有關被折磨或被迫害的保護聲請。Rakoto說她已經向入境處職員解釋了返回馬達加斯加後的危險,但他們卻不予認同。她記得職員說,如果Rakoto能夠從中國的人口販運組織中逃脫,那麼她回到自己的國家也能生存。「這些人口販子就住在我的村莊裡。如果我回去,他們會一定會懲罰我,把我折磨至死。」她說。

由於香港從未簽署聯合國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也沒有簽署人口販運議定書,因此不會發出難民庇護,亦不允許難民留港定居。經統一審核機制批准的申請最多只可以保證尋求庇護者不會被遣返,但他們必須有充分理據證明自己在返回本國之後會遭到折磨或迫害。有關規定一般被稱為「免遣返聲請」。

「所有的門都關上了,我在香港徹底孤立。我不懂英文,所以很難(向入境處職員)解釋我回到馬達加斯加之後可能會面對的危險。」Rakoto說。她第一次會見入境處官員時亦沒有翻譯員在場協助。

Rakoto的狀況並非孤例。同樣來自馬達加斯加的Onia Merina*也在2016年逃出福州的人口販運組織來到香港。Merina說她在一家紡織廠被強迫勞動,也遭受到性暴力,她相信那家工廠的老闆是一名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商人。

在得悉香港不接收難民後,Merina便向當局提交免遣返聲請,並詳述了返回馬達加斯加後可能會面對的危險。Merina說,當年騙她去中國「工作」的女人口販子會殺死她,或者將她帶回中國,「我們被禁止保留任何一分錢,但我還是偷偷地留下了一些錢,我肯定他們也是知道的,所以如果他們發現了,他們會把我的手砍下來,甚至會殺死我。」

Merina接著說道:「在我遞交申請之後,入境處並沒有確定會面時間,我等了很久才等到他們處理我的個案。我以為我被拒絕了。」六個月後,Merina首次——也是最後一次——與入境處官員會面,而那次會面只有半個小時。一年之後,入境處將他們的判決郵寄給Merina。她的直覺是對的:他們拒絕了她的申請。Merina向入境處官員詢問原因,但他們拒絕解釋。自此,她就開始找律師幫忙上訴,但至今仍然徒勞無功。

Onia Merina, an asylum se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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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新型奴隸制」

過去半個世紀,國際社會在打擊奴役和勞役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幸的是,這個趨勢似乎有所逆轉,而人口販運的受害人數在近期也升上歷史高位。2017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全球有超過4,000萬人生活在強迫勞動或婚姻中。ILO將這種現象稱為「新型奴隸制」。

香港政府視人口販運為一種現代奴役,並一直致力消除這種不當行為。由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9販運人口報告》已將香港從第二級觀察名單提升到第二級名單,然而,這個包括丹麥、埃及、德國、加納和愛爾蘭等國家在內的級別仍然未能達到打擊人口販運的最低標準,包括「國內販運犯罪、家庭勞役和強迫乞討」。報告指出,香港沒有全面的反販運法律,「官員繼續懲罰販運受害人,因為他們在被強迫之下作出了違法行為」。報告也批評香港政府未能對人口販運的指控作出充分調查,或把人口販子定罪,同時未盡力協助受害人安全地返回本國,也未能透過立法把各種形式的販運刑事化。

雖然香港最近引入了受害人身分確認機制,並增加對官員和執法人員的訓練,但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仍然建議香港政府主動調查和檢控懷疑從事性和人口販運的嫌疑人士,並改善以受害人為中心的調查機制,而最重要的是允許外國受害人在香港工作和學習,以及起訴人口販子。

對於Merina和Rakoto的申請被拒絕的原因,香港人權非政府組織Justice Centre一份2017年的報告提供了一些見解。這份報告指出,逾期居留的人,即便是在被建議這樣做的情況下,也會承受當局官員的許多質疑,因為他們原則上是「非法入境者」。

報告指出:「人們一般會認為『真的』難民會在他們抵埠的時候就遞交申請。」如果他們在抵達香港時沒有提出任何保護請求,這會讓他們之後的申請招人懷疑,因而更難獲得進一步的支持。此外,香港對人口販運案件不透明的處理手法也讓狀況更加艱難,「香港對人口販運的定義相當狹窄,幾乎沒有人可以被『正式』界定為人口販運的受害人。」報告稱。

「那些寄望在香港尋求保護的人是很不幸的,因為這裡的成功率一直很低,而且生活成本很高。」陳鉅鵬說。他亦提到,就業和居住仍然是尋求庇護者面臨的兩大限制。

在庇護身分獲得確認之前,求職和居留對於尋求庇護者來說都是非法的,這也讓他們接受公共服務和福利的機會受到限制。陳鉅鵬認為,雖然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富有的城市,但她「對於尋求庇護者來講是很可怕的地方」。尋求庇護者被迫住在破破爛爛的環境中,亦礙於其「非法」身分而不能舉報被虐待或對外求援,因此往往會被僱主佔便宜,陷於被剝削的境地裡。

在《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保障下,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本來是有機會獲得難民庇護的,但陳鉅鵬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或許已被淹沒於官方程序中。「在評估基於人口販運的聲請時,一個不時被提出的問題是,如果聲請人返回本國,是否真的會面臨被再次販運的風險?」他說。陳鉅鵬其後補充指,要應對個人的弱勢狀況,便需要建立以受害者為中心的評估機制,以確定聲稱是否理據充分,並據此發出保護令。

Tegan Smyth, founder of Table of Two Cities

Table of Two Cities創辦人Tegan Smyth

加倍堅定

鑑於免遣返聲請的數量有所上升,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 12月提出對統一審核機制作出限制性修訂,包括加快遣返被拒絕的申請人、等待來源國發放新旅行證件的庇護申請人要繼續被無限期拘押,而逾期居留者進入香港則要被罰10萬港元。

保安局檢討組行政秘書Cyrus Cheung電郵回覆Ariana時稱,庇護申請者「在統一審核機制下有充分合理的機會證實自己的聲請」。他又表示,自2019年初,入境處已加快處理聲請的進度,並已準備好處理積壓的案件和新接收的聲請。保安局預計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

其中一個被考慮的建議是把上訴時間由兩周縮減到一周。作為去年數千名提出上訴的聲請人之一,Merina對建議則毫無寄望,因為現有的時間表對於聲請人已經是一大挑戰。若建議被通過,聲請人就必須在一周之內聘請律師和準備文件,這可謂難上加難。

大律師陳鉅鵬指,這些措施缺少了「對應有程序和公平性的恰當考慮」。他認為現有的上訴機制「質素差劣」,即使縮短了時間也不會有所改善,而且程序的加快只會讓官員可以在更短時間內拒絕聲請,這對於那些深陷在「無法預知的健康問題、人口販運,及來源國政治變化」中的尋求庇護者,影響尤為嚴重。

政府自2016年開始加強打擊「非法移民」。據《南華早報》報導,單在2018年就有接近2,000 名庇護申請人被遣返;自今年初起,每個月都有超過100名聲請人被送返自己的國家。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早前發表聲明,指政府建議的修訂是必要的,目的是遏制非法移民和逾期居留者的犯罪活動。

Making food

本地民間組織Table of Two Cities讓庇護申請人通過烹飪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創辦人Tegan Smyth本身也是一名人權律師,她認為,庇護申請人經常被標籤為「造假」或「非法」,原因是政府無法評估為何當事人要尋求庇護,而這些原因往往是因人而異的。

根據發表在Table of Two Cities網站上的故事,Smyth說:「處於這種狀況的人實際上是尋求庇護者,只不過他們是以人口販運的方式抵達香港的。」她解釋道,將一個弱勢群體整體地標籤為「非法」是盲目而狹隘的,因為儘管統一審核機制的框架不包括國際難民法,但仍然認可那些經歷過折磨和迫害的人,所以也應該給販運受害人提供適切的保護。

駐港反奴役組織The Mekong Club的負責人Matt Friedman說,針對販運個案的法律在香港明顯不足。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9販運人口報告指出,香港於去年正式錄得的人口販運受害者只有29名,但實際上,Friedman說這不過是「冰山一角」。

「因為香港政府沒有足夠的法律去處理被販運人口的需要,即便很多受害人的身分已經被確認,但他們仍因為逾期居留而必須以非法入境者的身分進入系統。」Friedman說。儘管去年政府宣佈會增撥資金和資源來打擊人口販運,但Friedman認為:「在全面實施一套保護程序方面,進展可謂非常少。」

香港政府沒有足夠的法律去處理被販運人口的需要。

Matt Friedman

聲請被拒絕後,Rakoto和Merina唯一的希望就是贏得上訴。如果成功,她們就有資格以「保護聲請人」的身分工作,同時等待到第三國定居,而作為單親媽媽的Rakoto尤其需要找到工作。

「我希望工作,給我兒子在香港一個好的未來,但我養家是犯法的。我不斷想到自己隨時可能被遣返馬達加斯加,我很害怕這會讓我的兒子有危險。」

Making food


善意之舉

一點善意、一些善行,足以讓尋求庇護者感受到家的溫暖。

Dina Botros*

埃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自己是怎樣在香港結識到第一個朋友的。來到香港一個月後,我們一家想到灣仔的葡萄藤教會參加週日禮拜,可是我們迷路了。

我和丈夫在找路的時候,我五歲的女兒Hannah*用英語問一個華人女士:「你是基督徒嗎?你知道這裡有個教堂嗎?我好累,我媽媽說要找到教堂才能坐下。」

當時我既緊張又尷尬,但那位女士對Hannah露出微笑,並問我要找的是甚麼地方。我給她看了手機裡面的一張照片,發現我們剛好同路,於是她讓我們跟她一齊走。

我英文不好,所以沒說甚麼,不過我的孩子卻告訴她,我們是來自埃及的尋求庇護者。到達教堂後,我向她連番道謝。沒想到她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給了我,並說:「如果你想跟人聊天,或者再次迷路,就打給我吧。」

我們到今天還是朋友。有時她會來我們家,教我英文,我會給她煮亞歷山大港的家鄉菜。她叫 Linda Chan,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Mariam Saeed*

也門

我感到有壓力時就會做飯。有一次,我想煮家鄉菜也門燉雞,便來到百佳超級市場買材料。站在香料櫃前,我開始用阿拉伯語自言自語,說要買哪種黑椒。正在把一罐罐醬料放上貨架的年輕員工也不禁轉過頭來看著我。

我立即安靜下來,拿了最便宜的黑胡椒,然後開始找芫荽。我看到了好幾罐綠色的粉末,但不知道是甚麼,因為我不會英文,而它們看起來都一樣。我想店員也許能幫忙,於是用英文問他要在哪裡找芫荽。

他搖搖頭,用廣東話說了些甚麼,然後便站了起來,示意我帶他去貨架那邊。在我試圖解釋的同時,他亦用電話搜索各種香料。

當他搜到一張芫荽的圖片時,我立刻大喊:「這個!」我們都笑了。他帶我去冰櫃,拿了一束新鮮芫荽給我。之後十分鐘,他用谷歌翻譯,幫我找齊了清單上餘下的材料。

我們無法用言語溝通,但事情還是解決了。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會會心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