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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菲律賓

燕處危巢

隨著廣泛的環境災難惡化,氣候變化所
帶來的遷徙危機也變得越來越嚴峻。

2013年11月,超級颱風海燕席捲菲律賓中部,導致6,000人喪生,超過400萬人流離失所。在當地被稱為Yolanda的海燕將城鎮和村莊夷為平地,留下坍塌的樹木、電線和頹垣敗瓦。近六年過去,在距離省會怡朗市131公里的沿岸小鎮Estancia,修復的完成仍然遙遙無期。

鎮上的一位居民Trisha Reyes*,一家六口擠在被損毀了的房子裡。颱風過後,他們試圖用各種可以找到的臨時材料,一磚一瓦地修復房屋。但只要一下雨,房子就會漏水。

颱風來襲的時候,Reyes只有11歲。她的父親在她小時候就去了沙特阿拉伯工作,之後拋棄家庭,與另一名女子一起,故此她與父親關係疏離,並由在職媽媽一手帶大。她成長過程中往往獨自一人,在社區裡面隨意遊蕩。「我的父母都不在身邊。即便他們在,他們也不會明白我對自己和這個破碎家庭的感受。」她說。

當颱風將許多人的生活和家園連根拔起,「年輕人就整日賦閒在街上,等待著甚麼發生。」社區義工Analisa Baclas說。Baclas來自Bidlisiw基金會,這個非政府組織致力於幫助該省的貧困城鎮家庭。「通常社區裡的某些人會接觸他們,引誘他們賺快錢。」這種「快錢」往往來自販毒(最常見的是在當地被稱為shabu的冰毒)或是賣淫。對Reyes而言,則兩者皆是。

Reyes好友的一名男性親戚遊說她,以及其他十幾個未成年少女,參與這些地下勾當。她再沒有上學,那時候她一度可以在每週賺到6,000披索(大約902港幣),是西維薩亞斯地區最低週薪的大約四倍。「我不只是為了自己而做,我也是為了支持我的兄弟姊妹上學。」Reyes沉著臉解釋道。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三年,直至Reyes在2016年的一次家訪中認識了Baclas,並在她的鼓勵下參加了一個性販運倖存者的小組,此後,Reyes才終於重過新生。而Reyes曾經效力的犯罪組織現在已經停止運作,因為杜特爾特在 2016年6月當選總統後發動的反毒戰爭,已為她的家鄉小鎮帶來了「許多殺戮」。

數十年來,販毒和賣淫問題在菲律賓由來已久,但全球都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與人口販運和性別暴力存在關聯。

世界各地多項研究指出,災害進一步深化現存的社會不公,包括女性面對的結構性弱勢處境。自然災害為受災地區帶來的長遠影響是難以想像的,特別是如菲律賓這樣的貧國。而現在,隨著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的頻密程度、複雜程度和規模都日益提高。

國內流離失所者監察中心(IDMC)報告顯示,單在2018年,與氣候現象有關的災害就迫使超過1,720萬人要在自己的國內遷徙。菲律賓是全球十大受影響國家之一,該國流離失所者最新數字為380萬,預計未來每年會有70萬人流離失所。

「在這些時候,女性會遭遇較多性別暴力……在女性角色更為從屬的社會,現存的不公和脆弱處境常常會惡化。」IDMC在2014年發佈的一份簡報中如此警告。在遷徙的時候,年輕女性「很容易成為人販子、武裝團體,甚至自己家人的目標,尤其在爆發衝突、暴力和災難的時候」。

在經濟上尤其弱勢,也缺乏渠道滿足基本所需的情況下,災區的婦女和兒童,比如Estancia,常常會發現自己陷入弱勢的境地,讓販賣者和加害者得以乘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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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過後的菲律賓沿岸市鎮

災難之後

近年,從尼泊爾、印尼,到斐濟和海地等災後國家的救援營中,婦女和兒童遭受他們的男性鄰居或外國救援人員性侵的狀況時有所聞。

不過,被誘拐或者強迫進入抵債勞動、性工作或其他形式的剝削性工作的個案則常常不會被記錄在案,這使得相關現象難以在國家或地區層面上進行查證、追蹤或作出改變。2018年,「全球奴役指數」估計,菲律賓有784,000人生活在「現代奴隸制」中,雖然這種數據定義寬泛且測量規模大,其準確性往往受到質疑。

其他報告則提供了更多脈絡和觀察:比如,菲律賓教育聯網與保護兒童工作小組在2012年颱風寶霞之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性暴力(包括性販運)的已通報個案,以及未成年人參與性工作的數字,均有上升。該報告所引用的另一項在颱風海燕後一個月進行的調查指出,在菲律賓,大約15%被調查的受影響家庭表示,他們所在的庇護區,人口販賣的風險有所上升。

更甚者,在這樣的自然災害之後,以啟動當地亟需的經濟重建為名的發展項目,實際上可能成為投機的性侵犯者和性販子的溫床。比如,在怡朗省的東岸,由中國投資的康塞普西翁發電站就是以重振鄉鎮基建的口號而建成,最終在2016年投入運作。至少有120名來自中國的工人據報參與了這個燃煤發電站的工程,其中包括Gloria Garcia*被「賣予」的「顧客」。

「計程車會在夜晚來怡朗市接載我們,之後將我們帶去另一個鄰近城市,我們會在那裡的一間旅館(和客人)見面。」當時年僅14歲的Garcia說。有人懷疑,政府忽視這種不法行為,是因為顧慮經濟利益和負面形象。「當地人都知道,但沒有人作聲,當地官員亦然。」同樣為Bidlisiw基金會工作的社區義工Evelina Trinidad說。

「警察曾經進行過突襲,但只拘捕一些涉事兒童。他們之後被轉介往社會福利機構。」Trinidad補充道。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這些罪行的全貌大概將持續不為人知。

雖然人口販賣組織的地下網絡可能延伸到整個國內區域以至跨國邊境,低層招募者和中介的運作常常與他們所在的社區緊密關聯。 和Reyes一樣,Garcia是經由親戚和朋友「招募」的。有兩年時間,她必須非常小心,不讓自己的秘密生活曝光。雖然那之後Garcia就脫離了這個網絡,但當時她認識的兩個女孩仍然在從事性工作。她說她們是家裡的收入來源,所以「別無選擇」。時至今日,Garcia 所認識的人中,已經有10個死於反毒戰爭。但被問到是否擔心被指證時,Garcia微笑著說:「我不害怕,我會保護自己。」

斷裂的應對

災後人口販運個案缺乏中央記錄,使研究者難以充分理解問題的嚴重程度。「由於販運早在2014年前就存在,單靠數據,很難將颱風海燕和販運個案的增加直接聯繫起來。但我認為,相較而言,受災地區的數字肯定更大。」Bidlisiw基金會執行董事Lolita Ganapin說。

Ganapin指出,在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自然災害之後,許多流離失所的人和兒童都可能進入販運圈子,以逃離貧困無依的絕境。而在混亂中,保護婦女和兒童的項目則往往受影響。Ganapin觀察到,雖然庇護中心有關於兒童保護的清楚指引(比如建立兒童友善空間),但這些指引往往都不會被遵從,而且有時義工並未得到充分資訊。「然後就會出現洗手間設置在營地的外面,婦女和兒童則要冒險摸黑上廁所的情況。」她說。

由於受災地區的復原工作需要數以年計,甚或數以十年計,災害與現存販運風險之間複雜而長遠的互動,確實需要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

今年6月在溫哥華舉行的Women Deliver大會上,加拿大慈善機構Aura Freedom International執行董事Marissa Kokkoros承認,目前反人口販運與救災和氣候行動共同協作的努力仍然不足。Kokkoros 是一名資深人道救援人員,曾經在地震後的尼泊爾提供前線服務,她認為,把應對氣候變化和打擊人口販運的努力連結起來,長遠而言將對弱勢社群大有裨益。

Kokkoros對於今年的會議沒有將人口販運納入主議程表示失望,因為該會議是全球最大的關於性別平等的峰會,「(這個問題)對女性和兒童的影響特別大。我們為甚麼不談?」

在菲律賓,Ganapin和她的團隊一直為人口販運受害人服務,其中許多人是宿霧省曼達維市的寮屋區居民。在上世紀90年代專注於愛滋病的預防工作之後,並慢慢意識到,年輕人承受著被剝削和性侵犯的風險,而侵犯者就是他們的鄰居、親戚,甚至父母。

不過,在菲律賓,要辨認人口販運受害者並不容易,因為有關定義很模糊。Ganapin解釋道:「參與性工作的兒童根據法律會被自動歸類為人口販運受害人,但成年人就沒有這麼清晰。人口販運不等於性工作,反之亦然。人口販運可以有多種形式。」

在菲律賓,人口販運常常被錯誤地與性工作畫上等號,而這爭議在援助工作者和性別議題倡議者之間存在已久。菲律賓社會福利和發展部七號辦公室的一份報告研究了2005年1月到2019年5月之間記錄的人口販運受害人個案,而其中「性工作」與「淫穢作品與活動」一道被列為「性剝削」的子項目。這種定義方式可能會削弱了支援遷徙中的高風險兒童和女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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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霧省曼達雄市寮屋區

災後復原

由於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貧困,現在的福利介入政策中已經包括倖存者的「復康」服務。不過,政府的生活支援計劃只提供最多10,000披索(港幣1,502),遠遠不夠一個家庭的短期開支,或用以開發其他的收入來源。

此外,在童年被誘拐或者強迫賣淫所帶來的心理影響亦增加了復康工作的難度。「我們需要正視行為方面的問題。大部分人口販運受害人都在年幼時就投身賣淫行業,並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Bidlisiw副執行董事Pamela Uy說。

她說,根據Bidlisiw的經驗,受害人在心理和情緒的影響下,再加上適應更為規範化的生活時所面對的挑戰,即便有支援和轉介,也常常難以長期投入固定工作。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項目要於諮詢服務上投入許多資源,幫助他們發展技能和自我價值,讓他們能為更好的機會作好準備。」目前,Bidlisiw也為未成年受助者的復康工作探索新的照顧形式:一個類似收養照顧服務的試驗計劃。

面對全球氣候危機,把針對人口販運和受災社群的關注連結起來,是應對這個牽連廣遠的議題的必要一步。未來,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援助機構都要找到切合當地的實際情況,並具有性別敏感度的方式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同時在過程中要避免將虐童、性暴力、勞動販運,以及人權等問題邊緣化。

性別議題倡議者也相信,反販運的工作不應該違背女性賦權的大前提。「雖然販運本身問題很大,但很多以打擊販運和『拯救』受害者為名的工作也存在很大問題。」女性主義捐助組織Women’s Fund Asia的副執行董事Anisha Chugh說;而致力為女性提供就業支援和技能訓練的項目,就更應該避免標籤或污名化那些正在或曾經從事性工作的女性。

現在,Reyes和Garcia都已經踏入了人生的新一頁。現年17歲的Reyes 在受訪時已經懷孕兩個月。菲律賓是全亞洲青少年懷孕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很多人認為,在家庭計劃方面根深蒂固的保守宗教立場,是讓女性難以走出貧困循環的原因。

但說到28歲的丈夫對她的支持,以及她對成為母親的期待時,Reyes的臉發出光芒。「我不能說我已經做好準備,但我正為孩子盡最大的努力。過去發生的事對於我和我未來的家庭都是一個教訓。」她說。

現年16歲的Garcia已經通過特殊學習系統重返校園,這個課程是為未受過正規教育或者曾輟學的年輕人設計的。問到她會否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時,她搖搖頭,小聲說:「那是一段我所接受的過去。」在未來,她希望設立基金會,幫助與自己擁有相似經歷的人。

周澄的調查報導部分由Ariana支持,部分由Secular Society出資的「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下的女性故事報導資助項目,以及2019年Women Deliver大會的會議傳媒資助項目支持。Roxanne O. Doron對報導亦有貢獻。

*為保障受害人私隱,事主的名字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