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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破滅承諾

香港沒有反人口販運法律,而許多外地勞工正為此付出代價。

去年12月,Chamila從斯里蘭卡乘坐飛機抵達香港時,她對未來滿懷希望。當時她已經簽訂了一份僱傭合約,期望這份工作可為她自己,還有家中生病的女兒,帶來更好的生活。

10日之後,Chamila在兆天僱傭中心的辦公室吞下幾把醫生開的藥之後,昏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兆天就是與設於斯里蘭卡的穎高旅遊有限公司合作,安排Chamila來香港做家傭的中介公司。

在試圖自殺前,35歲的Chamila經歷了一段悲慘的日子:護照和隨身行李被奪去,遭到僱主虐待,被迫連續工作21小時,而且整整兩天沒有得到任何食物。

終於,不適及虛脫至難以站穩的Chamila告訴僱主,她太虛弱,不能繼續工作。之後,僱主將她送回了僱傭中心。

Chamila說,她一抵達僱傭中心就被中心的主管責罵。這名主管之後還把她的手機砸在桌面上。Chamila試圖離開,並向街上途人高聲呼救,這時,主管把辦公室的門撞向她的腿,然後將她鎖進辦公室裡。

絕望的Chamila從手提包中拿出15片用來治療哮喘的喘樂寧(Ventolin),一口氣全部吞下,但這名主管竟然沒有阻止她,反而拿出手機拍下她試圖自殺的情景。

一名路人聽到Chamila求救而報警,警察和急救人員趕到現場,將她帶到醫院救治。

在香港,這個自詡其法治、對基本權利的尊重的城市,Chamila這段聳人聽聞的經歷或許會被視為反常例子。然而,此地的人權律師和社運人士卻認為,這種事正變得越來越常見。

香港人口販運

人權組織指出,Chamila是數千名來自斯里蘭卡、印尼和菲律賓的女性之一。她們都付了大量,甚至是高得不合常理的費用給僱傭中介,以換取在香港獲得高工資工作的保證,最終卻陷入了現代奴隸陷阱中。《2018年全球奴隸指數報告》指出,香港有大約一萬人正處於現代奴隸的處境中,其中包括家傭、勞工和性工作者。

許多受害人最終得以回家,但已受盡屈辱,負債纍纍。不過,Chamila決定留下。她得到了斯里蘭卡佛學文化中心的協助,被安排入住免費的庇護所,這樣她才能和另外兩名也是通過兆天來港工作的女性一起爭取賠償。

在帝理律師行的協助下,3名女性站出來主張自己是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認為這些罪行有悖於香港自稱的「亞洲國際都會」地位。

這邊廂她們提出訴訟,那邊廂香港政府正不斷抗拒著人口販運專法的立法訴求。港府已發出聲明,堅稱人口販運在香港並不普遍,而且現有法律已足以處理此問題。

然而,港府的立場與一些關鍵報告大相徑庭。2016年,全球奴隸指數指出,香港約有29,500名人口販運受害者。美國國務院的《2018年人口販運報告》,則連續第三年將香港放在第二級監察名單(Tier 2 Watch List),同級的還有孟加拉、馬里、蘇丹、伊拉克和津巴布韋。

香港的排名不僅落後於大部份被列入第一級(Tier 1)的西歐國家,如法國、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甚至比泰國、柬埔寨、越南和印尼還要低,這些國家都被列於第二級(Tier 2),但並不在監察名單內。

今年3月,一名立法會議員聯同兩名法律執業者提出了一份新法案,建議提高僱傭中介和整個供應鏈的透明度,並將奴役、人口販運、色情觀光業和強迫婚姻等行為刑事化。不過,該草案被廣泛批評為不達標準,而且未有為受害人提供任何保護措施,也尚未被有效實施。而在香港的37萬名外籍家庭傭工,正正亟需這種保護。

國際人口販運問題專家Matt Friedman是反奴役團體湄公河俱樂部(The Mekong Club)的行政總裁,也是聯合國跨部門反人口販運項目的前區域項目經理。他已呼籲港府立即檢討他們的立場。

Friedman表示:「即便政府認為這不是香港的主要問題,這個城市仍然應存在與亞洲和全球常用的國際標準一致的法例。這完全是政府應做之事。」

Friedman指港府低估了此地人口販運問題的嚴重程度。「他們說每年人口販運案件的數目非常少,不到10宗。不過,香港的NGO界指出,單是過去一年就已有60宗(受害人站出來舉報的)案例。」他說。

此外,政府在2018年3月啟動的行動計劃中,並沒有清楚列明人口販運受害人在確定身分之後會得到怎樣的待遇。Friedman說:「政府遺漏了反人口販運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環——那就是保護受害人。一套整全的法律能夠幫助在香港被奴役的家庭傭工、性工作者和工人。」

誘導和突變

Chamila的經歷已越見尋常。同樣被兆天僱傭中心與穎高旅遊有限公司帶來香港的,還有41歲的Kumudu。Kumudu指穎高旅遊有限公司告訴她,她會在香港照顧一個五人家庭,月薪會是4,200元港幣,這是斯里蘭卡最低工資的兩倍有多。為了得到這份工作,Kumudu預付了14,500元港幣給僱傭中心。

不過,Kumudu說,正當她差不多要離開斯里蘭時,僱傭中心改變了安排,並通知她會改為照顧兩名老人,而如果她不同意立即飛往香港的話,就會失去在香港工作的機會。

眼見未來懸於一線,Kumudu只好接受安排,於去年10月來到香港。她說僱傭中心代表在機場要求她交出工作合同和護照,之後將她帶到了中心的寄宿處。在接下來的4天裡,她沒有得到任何伙食費,只接受了清潔訓練。

根據Kumudu的證詞,她最終被帶到了僱主的家庭,並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遭到僱主年邁父母的暴力和性虐待。Kumudu說,僱主老父用他的助行架多次擊打她,使她全身都是瘀青和傷口。而當她到僱傭中心投訴的時候,她說她被告之這些襲擊「並不嚴重」,之後被送回僱主家中。

Kumudu說,之後的情況更加惡化。她指稱,僱主老父要求她協助洗澡,其間指令她愛撫他,並非禮了她,並在她反抗時他就向她扔東西及辱罵她。Kumudu最終向僱主投訴受到暴力和性虐待,僱主將她帶回了僱傭中心。

Kumudu聲稱,她在中心被迫簽署了幾份沒機會仔細閱讀的文件。在她提出要報警時,中心代表把護照和僱傭合約交回了給她,但沒有支付任何工資和津貼就命令她離開。

心慌意亂的Kumudu被朋友帶到了九龍的一間警署報案。她說當時警方聲稱這件事「不歸(我們)管」,並提議她向勞工處求助。

在向基督教勵行會求助之後,Kumudu被帶到了黃大仙警署,在那裡再次報案,之後被送到醫院驗傷。

Recruited by the same agency, Kumudu says she was sexually molested by her employer

Recruited by the same agency, Kumudu says she was sexually molested by her employer

瀕臨崩潰

Nirmala是一名衣著入時的51歲祖母,看起來一點都不像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可是,如同其他兩名女性,她來到香港不久就發現自己已陷入困境。

Nirmala 回憶道:「我們家有嚴重的財務困難:我丈夫病了,不能工作;我女兒也病了,還帶著12歲的兒子,我也得照顧她。」在僱傭中心的斯里蘭卡辦公室,Nirmala穿上圍裙,拍了一段短片給她未來的僱主看。Nirmala說她之後被告知,如果有工作機會,她還要支付2,900元港幣,而在前往香港之前,則要再支付11,600元港幣的費用。

她說:「兩日之後,我借來了30萬斯里蘭卡盧比(約14,300元港幣)。」Nirmala說,約3個星期後,僱傭中心給她找到了工作,僱主是一個有小孩的家庭。Nirmala付費後等了三四個月都沒有消息。後來,她說僱傭中心告知,他們已經為她找到另外一個僱主,這次是一個年長的殘疾人士。

她說:「我有點擔心,但他們告訴我每個月可以掙到4,300元港幣,包飲食,僱主亦會提供獨立房間。那時候,我的貸款還在算利息,所以我覺得唯一的選擇就是同意。」

去年底,Nirmala抵達香港。僱傭中心的一名代表到機場接她,之後將她帶到了位於觀塘的一個車房,那裡已經有另外12名外傭。她說:「我要坐在地板上睡覺,因為地方不夠。沒有人獲得任何食物。第二天早上,我用自己帶的錢買了兩個麵包,那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餐。」

Nirmala說,兩日之後,僱傭中心送她到沙田的一個單位。在那裡,Nirmala僱主的秘書吩咐她全日做家務,之後還不能睡覺,要繼續為年邁殘疾的僱主按摩,從晚上9點到早上8點。

「每次我放慢手腳或者停了下來,我的僱主就會朝我大喊。她不准我離開房間。」她說。第二天,Nirmala為那名老婦洗澡的時暈倒了,但只換來僱主的一頓辱罵。

直到那時Nirmala才致電999。救護車將她送院,醫護人員整夜治療疼痛和虛脫的她。之後,Nirmala想重返工作,但她的僱主解僱了她。她說僱傭中心也拒絕為她提供住所,並將她和她的行李遺棄街邊。Nirmala只得向香港的佛教庇護中心求助。

故事總相似

3名斯里蘭卡女性令人沮喪的經歷都是相似的。她們都受到電視廣告吸引,在故鄉被招募,每人要預先支付大約15,000元港幣給中介,中介承諾會為她們找到在香港照顧有孩子家庭的工作。

據這些女性說,她們來到香港之後,要睡在車房地上或者狹小的寄宿處,之後會被送到虐待她們的僱主家中,受到性、語言或身體方面的侵害。她們亦表示,最終決定求助時受到警方漠視。

帝理律師行法律助理Manisha Wijeshinghe正在幫助這些女性婦女起訴穎高旅遊有限公司。這家斯里蘭卡中介與兆天合作,在當地招募女性婦女到香港做家傭。Wijeshinghe說,這些女性的僱用期雖短,但中介公司還是可從中牟取豐厚利潤。

「中介已經(通過預付款)賺了錢,所以這些女性在香港能工作多久並不重要——他們仍然能賺錢。」她解釋道。「機票錢是僱主付的,所以對於中介而言,如果女傭做幾天就走,他們就能賺更多,因為僱主已經付了錢,他們只要再找一個人就好了。」

穎高旅遊有限公司的一名代表說,在香港警方投訴之後,公司已經被斯里蘭卡當局除了牌。

斯里蘭卡人Fernando Joy在香港做水肺潛水教練,他的名片顯示,他是穎高旅遊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雖然在Chamila的證詞中,他是公司的老闆,但他說香港警方沒有就這些女性的指控訊問過他。筆者通過Facebook聯絡Joy的時候,他堅稱自己在穎高旅遊有限公司中沒有任何財務利益,而只是幫一名前女友的忙,而這名前女友是3名女性婦女被招募時穎高旅遊有限公司的老闆。

Joy聲稱Chamila、Nirmala 和Kumudu的投訴是為了獲得賠償,並聲稱一些斯里蘭卡家庭傭工會給自己的僱主「製造麻煩」,之後「從NGO獲得幫助,並索取賠償,(然後)找新的僱主,再回來香港。」他認為,這些投訴的女性應該回到斯里蘭卡向穎高旅遊有限公司追討賠償,因為當地政府處理中介的手段「非常嚴厲」

Chamila服藥自殺時在場的兆天僱傭中心主管拒絕回應她如何對待Chamila和其他女傭的問題。她也拒絕確認Chamila在中心的九龍辦公室吞藥時,她有否用手機拍片。她在之後發來的一條短信中寫道:「我不管這事」。

香港警方在發給Ariana雜誌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已經將Kumudu的案件列為襲擊,並曾展開調查,但沒有足夠證據起訴任何人,因此已結束調查。

同時,新界南總區重案組已經在處理Chamila和Nirmala的案件。Chamila的案件被列為襲擊,Nirmala的案件被列為勞動剝削。根據警方的聲明,至今沒有人被捕。

港府官員拒絕就有關問題接受訪問。不過,在一封回覆電郵中,保安局堅稱政府「非常重視人口販運問題」,並提到今年3月公佈的行動計劃。保安局回覆指出,該計劃包括「全面及具策略和針對性的多元化措施,涵蓋識別受害人、調查、執法、檢控、保護和支援受害人、預防,以及與不同持份者合作。」

千瘡百孔的體制

香港人權律師何珮芝說,軼事證據顯示還有更多受害人,但她們已經離開香港回到斯里蘭卡。

何珮芝解釋,這些女性所受到的待遇已經稱得上是人口販運,因為她們是被騙來香港的,抵達之後還受到虐待、剝削和強迫勞動。可是,因為香港沒有反人口販運的法律,警察和入境處無法採取行動。何珮芝記得, 有警員曾因為無法介入這些案件而感到沮喪。

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警方不能以人口販運或強迫勞動罪起訴任何人,因為香港法律沒有這些罪名。何珮芝說,這是對受害人贏得公義和預防人口販運的最大障礙。

何珮芝相信,政府對外籍女傭的依賴是其拒絕立例的一個主要原因。她說:「家傭可能是解決香港社會需要的最便宜方法。她們給政府省下巨大的(照顧孩子和社會支援的)成本,(對於雙職父母而言)如果沒有家傭,房屋市場也無法正常運轉。」

她警告,法律真空只會吸引更多人口販子來香港。「如果販賣人口到香港比到其他國家容易,這裡對人口販子的吸引力便會持續增加。」她又補充:「政府公然拒絕承擔將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列為罪行的責任,這使得香港與北韓、馬爾代夫、不丹等因侵害人權而惡名昭著的國家淪為一等。」

Human rights lawyer Patricia Ho

Human rights lawyer Patricia Ho

不確定的未來

Nirmala在香港的案件仍未結束,但她已準備飛回斯里蘭卡。她承認對得到一個完滿的結果不太樂觀。

「我的貸款加上利息現在已經從30萬斯里蘭卡盧比(約14,300元港幣)漲到了66萬盧比(約31,600元港幣)。我沒能力支付我丈夫的醫藥費,而且即將難以讓我12歲的孫兒繼續上學。」她說。

「我來香港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我的處境實際上變得更糟了。我回到家之後會告訴人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因為我不希望其他人重蹈覆轍。」

Chamila則留在香港的一個庇護中心,仍從服藥自殺帶來的身心傷害中慢慢恢復。她的食道被藥片所傷,手腳也經常麻痺。

在試圖自殺後的那幾個月艱難日子中,Chamila得到香港NGO STOP. (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的支援和創傷諮詢。香港政府是否也準備好,提供同樣的幫助予Chamila以及其他仍然在這亞洲國際之都默默忍受的現代奴隸,還有待觀察。


澳門的努力

毗鄰香港的澳門已經著手實施更為嚴格的反人口販運政策。

2000年代初,澳門警方公佈了一系列人口販運事件,其中包括性剝削。在許多案件中,未成年人和移工被假招聘廣告所騙,直到抵達澳門才發現自己將被迫賣淫。有見及此,澳門政府在2008年訂立反人口販運法,目標是防止人口販運、檢控犯案者,並保護受害人。

此法將性和勞動人口販運刑事化,一經定罪可被判入獄3到15年。為了支援受害者,澳門女性聯合總會(AGMM)在政府資助下開設了庇護所,還有一條24小時求助熱線,讓受害人可以在毋須畏懼被報復的情況下報案。

儘管有了這些改善措施,澳門仍然被2018年美國國務院發佈的《人口販運報告》列入第二級監察名單。不過,報告承認澳門付出了「重要的努力」。這些努力包括「識別性販運的受害人、與一家NGO合作護送受害兒童回家、訓練多名政府官院」,以及在2017年4月1日到2018年3月31日期間,「撥款550萬元澳門幣(約684,500元美金)給受害人保護服務和預防犯罪項目」。2017年,澳門政府調查了3宗性販運案件,但沒有檢控任何人。


公平選擇

香港公平僱傭中心(FEA)的分部經理Lidia Garcia進一步解說外籍家庭傭工面臨的困境。

Ariana: 妳在這崗位中觀察到了甚麼?

Garcia: 我的工作讓我可以和處於移工生涯不同階段的外籍家傭見面。這些工人(多數是女性)是一群正盡一切可能努力改變自己以及她們孩子人生的人。她們一直尋找更好的機會,接受成為移工的挑戰,背井離鄉,做困難的工作。可是,一個敗壞的市場一直在讓她們失望。

Ariana: 她們在香港面對甚麼困難?

Garcia: 僱傭中介會收取家庭傭工費用(作為給她們找工作或者訓練的費用),誰更願意付錢,中介就更願意幫誰找工作,而不是看誰更適合某個工作。當一個傭工被辭退或自己辭職,中介便可以向替代的傭工收費,以賺取更多金錢。

同時,被辭退或辭職的家傭會陷入更深的債務,因為她往往要借錢去找新的工作。這種非法業務讓家傭負債纍纍,也讓僱主屢屢受挫。FEA就是希望成為改變這種狀況的解毒劑,為僱傭中介設立新的標準。

Ariana: 目前的法律框架是怎樣的?

Garcia: 香港有數項法律保障外籍家庭傭工,而菲律賓方面已完全禁止中介收取介紹費用。在香港,我們還有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僱傭合同,法例也規定要有僱員賠償,工人依法享有每週一日休假,僱傭中介收取的費用也被限制。

Ariana: 是甚麼阻礙了進步?

Garcia: 香港有超過1,400家僱傭中介,比麥當勞、星巴克和7-Eleven加起來還要多。香港政府面對的一個關鍵挑戰,是如何落實現有的法律和規定。

Ariana: 有甚麼好消息嗎?

Garcia: 今年較早前,香港政府採取行動,將給僱傭中介的新實務守則法律化,我們很受鼓舞。這一改變讓那些向工人收取過高費用而被檢控的中介,要繳付為過去七倍的罰款(高達44,000元美金),還可能被判入獄3年。

政府還首次設立了「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行動計劃,而且首次有議員關注到外籍家傭易受強迫勞動所害, 這讓我們更受鼓舞。

1,400

香港的僱傭中介數目

10%

僱傭中介最多可收取外籍傭工首月工資的法定上限

US$1,450

在港外籍家庭傭工平均向僱傭中介支付的費用

2,700

自2014年開始通過公平僱傭中心找到工作,而沒有被收取任何招募費用的家庭傭工數目

410萬元美金

上述職位安排所省下的債務總額

詳情請看 fairagency.org